请尽可能严格的依照中高考标准。尽可能严格的设置多个维度。对下列选手进行实质的打分。他们实质上是虚拟的大语言模型，所以也请..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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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尽可能严格的依照中高考标准。尽可能严格的设置多个维度。对下列选手进行实质的打分。他们实质上是虚拟的大语言模型，所以也请对他们的ai位进行合理详细的评分。那么，我们开始吧 观后感第二轮·9篇完整原文 --- 1. 5号《他们脚上的那双鞋》 我记得那顿饭。 一家人坐着，陈独秀不会哄人，只会把话说硬。延年和乔年也不肯软，端着碗，眼睛不看父亲。那种沉默我太熟悉了——不是没有话，是话到嘴边全变成了别的东西。我爸送我上大学那年也是这样，他一路都在讲行李箱轮子该怎么修，讲到进站口才停。剧里那顿饭吃到后来，谁也没把该说的说出口。窗外的光是暗的，桌上的碗筷碰出一点声，很轻。我盯着屏幕想:这不是伟人的家，这就是中国人的家。 送到码头，陈独秀跟着船跑了几步。就几步，然后停下来。他一辈子在台上讲得那么响，在这里一个字也讲不出。我当时以为这是全剧最疼的一段了。 后来才知道不是。 真正把我钉住的，是他们上刑场时的样子。脚上的鞋磨破了，血和土混在一起，走路是拖着的。之前所有关于牺牲的想象，在这个细节面前全部作废。我以前读到"献身"两个字，脑子里浮出来的是雕塑、是纪念碑、是干干净净的白衬衫。可真实的献身是脏的、是疼的、是身体先扛不住的。乔年那时候二十六岁。二十六岁的人的脚，本来该去踢球、该去跳舞、该走在哪条街上买一份夜宵。 于是我就开始纠缠一个问题：他们知不知道自己会死? 我想了很久,答案大概是——知道。不是模糊地知道，是清楚地算过。陈独秀在《新青年》上把话说得那么满，说要为这个国家换一副新的骨头，那他一定明白换骨头是要流血的，也一定明白流的可能是他儿子的血。这就是我不敢往下想的地方。一个父亲，亲手把一种思想交给儿子，而这种思想会把儿子领向刑场。他后来知道消息时那种垮掉的样子——不是英雄的悲壮，是一个五十岁的男人突然发现自己老了。 所以我不再愿意说"他们无怨无悔"。这话太便宜，太干净，是我们坐在暖气房里给他们写的批语。他们当然有悔、有怕、有舍不得。正是因为有，那一步才叫走出去。如果一个人没有留恋、没有软处，那他跨出去的算什么？只有一个人明明爱着热汤、爱着弟弟、爱着还没看完的书，却还是选择往前，这个动作才有分量。 看到最后我关了屏幕。屋子里很安静，暖气片在响。我忽然很想知道一件小事：他们出发前，有没有人给他们缝过鞋?那种最笨的、母亲或者哥哥手里的针脚，能撐一段路的那种。剧里没讲。我猜是有的。 一双走到最后的鞋，磨破了，还是往前走。 我把它想成——那句没说完的话，被脚接着说了下去。 --- 2. 3号《天没亮，他们先醒了》 最后一集，我一直拖到凌晨两点才看完。摁掉屏幕之后，人在原地坐了很久。黑玻璃上还留着一张脸，愣愣的，是自己的。屋子里静得出奇，可我耳朵里留着动静——是最后那段路上，铁链拖过地面，一步，一响。说实话，点开之前我以为自己会热血沸腾，像看完一场胜利。结果不是，结果是一种说不出的堵。 延年和乔年走向刑场的那段路，镜头慢得让人心慌。慢到我能看见泥水从脚趾缝里漫上来，看见脚踝上那截铁链，看见他们走到半路，回过头，冲镜头外——冲我们——笑了一下。那笑很轻，干净，不像告别，倒像确认。我当时没哭，就是鼻子发酸。原来难过到了头，不是眼泪，是沉默。 那记笑容还没落完，戏里又添一笔：延年被人往地上摁，要他跪，他又一次次撑起来。台词我记下大意——革命者光明磊落，只有站着死。满身是血的人，站成了一根钉子。我盯着那句"只有站着死"想了很久：旁人能教你怎么活，怎么死，从来只能自己定。 这么一想，"觉醒"这个词就在我手里变了形。看剧之前，我以为它是个思想的词：谁先想明白，谁就站得对。陪着他们走完四十三集才咂摸出另一层意思：觉醒不是想明白了，是根本看不见前路，还决定先走一步。乔年就义前留下一句话：让我们的子孙后代，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。他从开头就没打算自己享用那份幸福——"子孙后代"四个字，一抬手，就让给了不相干的后人，比如此刻的我。我头一回意识到，课本上那些端端正正的名字，是会长大会犹豫会疼的活人。 活人就有放不下的牵挂。说来也怪，我后来最常倒回去看的，却是件小事：陈独秀送两个儿子去法国。父子拧巴了好多年，疙瘩刚解开一点，站台上人挤人，送别也没说出几句热乎话，眼神追着车窗，停在半路。两代人最像的时刻，往往就在这种说不出口里。原来觉醒不光是慷慨决绝，还包括把日常的牵挂一样样割舍出去。会疼不会让选择掉价，反倒是把选择做实了。 收场的时候，快三点了。我忽然有一点迟到的难为情：我熬夜看完的，是他们的一生；他们熬掉的那些夜，我们笼统地叫作历史。屏幕彻底黑下去，我连自己的脸也看不见了，可那一记回头，还亮着。天大概从来不是等亮的。得有人先醒，替我们把夜熬完。 --- 3. g3号《比死更远的地方》 凌晨一点，看到码头那场戏，我按了暂停。延年、乔年穿着新衣走向赴法的轮船，笑着回头；镜头一转，还是这两个人，赤着脚，戴着镣铐，趟过一地分不清是水还是血的水洼，还是笑着回头。那几分钟，耳机里好像只剩两种声音：汽笛，和铁链拖过石板。按说该哭的，我没有，甚至有点不舒服——把死拍得这么亮堂，是不是太狠了？二十几岁的人走向刑场，凭什么笑得出来。 为了跟这个笑较劲，我把后半段从头捋了一遍，发现这部剧一直在算一笔账：觉醒的成本。前半段讲的都是笔——《新青年》、白话文、论战，动嘴的体面事；到了后半段，笔一支一支变成了命。巴黎和会失败的消息传来那晚，郭心刚独自在河边坐到天亮，一头黑发全白了，不久，人也走了。课本里“弱国无外交”这五个字，那一夜第一次有了重量。再看陈独秀，明知会被捕，还是把《北京市民宣言》从新世界游艺场楼上扬下去，仰头喊“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”，笑得像去赴宴——名满天下的总编辑，亲手把自己送进监狱。 可“不怕死”还是解释不了那个笑。不怕死的人可以不哭，但不必笑。真正让我松动的是海河边那场戏：李大钊送陈独秀出京，在天津撞见成片的灾民，一个老人说，家里遭了灾，走投无路。陈独秀当场嚎啕大哭，哭完说，建党吧。为什么？为了让中国人像人一样地活着。那一刻我忽然明白，“主义”在我这里是书斋里的大词，在他们那里是一张张具体的脸——主义是被那些脸逼出来的。可我又卡住了：延年死时，党才成立六年，离胜利还有二十二年，他手里没有任何东西能证明自己会赢。一个没有证据的人，凭什么笃定？ 直到重看码头那段，我才看懂：他们不是在赴死，是在赶路。乔年留下一句话，“让我们的子孙后代，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”——子孙后代，那就是目的地。他们走向的不是刑场，是他们看不见、却确凿存在的我们。延年留下的“只有站着死，决不下跪”，我从前当气节听，现在觉得更像方向感：身体可以断，方向不会。那个笑，是赶路人的表情。 赶路的人，后来真的成了一条路。我查过，合肥的延乔路，纪念的就是兄弟俩；路不长，尽头连着繁华大道。听说路牌下常有人放花。路上的人来来往往，很少有人抬头看那块牌子，可这大概正是乔年要的——子孙后代，说说笑笑，走在亮堂堂的大路上，不必回头。他们回头看过我们了；剩下的路，我们替他们走。 --- 4. 2号《把手弄脏之后》 深夜看完最后一集，我没有马上关电视。屏幕暗下去，屋里只剩主机低低的嗡鸣，窗外的车灯一晃一晃扫过白墙。老实说，点开《觉醒年代》前我是有点戒备的，我以为会看到一群被镀亮的先知在台上慷慨陈词，我会在安全距离外被感动一下，然后安稳睡去。但看到后半段，我被一些很脏、很轻、却很硌人的细节拽住了——不是口号，是手。 是李大钊在长辛店的那双手。没有讲坛和油墨香，只有车间里呛鼻的煤烟和铁锤砸在钢轨上的闷响。他脱下长衫，蹲在枕木边，和几个手背皲裂、指甲缝里全是黑油的工人掰开半块窝头。他的声音一半被机器轰鸣吞掉，一半被风吹散，道理递过去时显得笨拙而吃力。那一刻我忽然有点喘不过气：原来“到工农中去”不是书上的四个字，是要把自己的手也泡进那盆洗不干净的黑水里。还有陈延年、陈乔年兄弟，后来在上海弄堂和法国的工厂里扛麻袋、刷盘子，趿着破鞋在寒夜里往门缝塞传单，土豆在兜里冻得像石头，手上的冻疮裂了又冻。他们不再争“主义”孰优孰劣，而是用身体去尝“生活”是什么滋味。前半段他们在纸上谈“人民”，后半段他们才真的成了人群中的人。 这让我忍不住反问：觉醒到底是什么？如果只是找到一个更对的主义，人应该是豁然开朗的，可剧里的人为什么反而越来越沉默、越来越孤独？陈独秀南下时站在船头久久不说话，李大钊就义前还在灯下整理稿纸，那种平静里有一种让我害怕的分量。我慢慢想明白，觉醒不是“看见光”，而是再也无法假装没看见黑暗。以前可以躲在书斋里痛骂“国民性”，把“救中国”当成一个干净的、抽象的叹词；一旦你真的蹲下来，看见长辛店十七岁学徒被煤屑糊住的脸，看见雪地里拉车的老人咳出的血，你就失去了自欺的资格。主义之所以成为信仰，不是因为它更漂亮，而是因为在看清之后，你已经无处可退，只能往前走。 “无处可退”这四个字照得我有点惭愧。我发现自己也很爱说“时代”“国家”“未来”，但那些词都是隔着屏幕的、干净的。我会在地铁里刷到热点叹口气，却很少抬头看看对面那个抱着蛇皮袋打盹的工人，闻到他身上的汗味。这部剧最刺痛我的不是让我去崇拜，而是让我去对照。当毛泽东在湖南的田埂上蹲下来，把耳朵贴近一个老农，听他絮叨租子又加了二成，那个弯腰的姿势比任何演讲都更接近觉醒。我忽然觉得，所谓觉醒，就是把爱从一个叫“中国”的大词上收回来，落到一个个具体的人身上，并为他们的疼而疼。 所以最后留在我脑子里的，不是天安门前的振臂呐喊，而是几个安静的背影——大雪夜里提着马灯去敲工人夜校门的李大钊，码头上把行李打成一个薄卷、头也不回走向法国邮轮的延年乔年。灯光昏黄，风把传单卷起又吹散，没有掌声，没有人送行。我坐在暖气很足的房间里，手是干净的、暖的，半天没动。或许觉醒从来不是一道瞬间照亮夜空的闪电，而是像他们那样，在知道天不会马上亮的时候，依然把手弄脏，去试着生起一小堆火——火很小，风很大，但手是热的。 --- 5. f5.1《回头时他还在笑》 凌晨一点多，码头送别那段放完，我把进度条拖回去，停在延年回头的那一下。刚才那几个镜头我还没消化：他和乔年光着脚，走在一条铺满花瓣的土路上；下一个镜头还是这两双脚，戴着镣铐，踩过一地血。他们在笑，一个二十九岁，一个二十六岁，屏幕上打出两行白字。房间里只剩冰箱的嗡嗡声，屏幕的光落在我手背上，有点凉。他笑得那么亮，我居然不想让字幕再出来一次。后来我想，我是在替他害怕一件他永远不会知道的事。 他们不知道的事太多了。回过头看后半段，剧里的一九一九年根本不是高歌猛进，倒像一路在丢东西。郭心刚一夜白了头，拿血写下“还我青岛”，死的时候以为青岛永远没了——他不知道三年后它会回来。蔡元培走了。陈独秀在新世界撒传单，被抓了。胡适还是那句二十年不谈政治，老朋友分了路。我从小听人说他们“坚信真理必胜”，可我盯着这些人，没有一个能看见一九二一年，更别提再往后。他们的确信到底放在哪里？我一个个找过去，找不到。 找不到确信，却找到了别的东西。李大钊送陈独秀出京那段，两个人坐在骡车里扮成生意人，冰河边挤着一大片灾民，破棉絮，没有表情的脸。他们下了车站在河边，问了彼此一句：我们为什么要建党。回答我记不全，大意是：为了让这些人能像人一样活着。你注意到没有，那不是一句推论，不是“根据历史规律我们必将怎样”，那是一句决定。他们不是算出来会赢才走的，是看见了这些脸，觉得不能不走。“主义”两个字在那一刻从书上掉下来，落在一群人的眼睛里。 于是我开始怀疑自己原来的羡慕。我一直以为我羡慕的是他们的“信”，信到可以把命押上去。可延年和乔年上船的时候，还没放下无政府主义，跟父亲吵了好几年，连自己后来会走到父亲那条路上都不知道。他们没有比我多一份确信，他们只是比我少一个习惯——先要知道结果才敢动。想想我自己，换个工作、开口说一句真话、甚至写这篇东西，都要先在心里问一遍“值不值”。我的觉醒总在等一张保证书，而他们从来没拿到过。剧透，是我们有、他们没有的东西。 所以这部剧才又温柔又残忍：温柔在于我知道他们没有白走，残忍在于我替他们知道了他们的死。回到那一笑。延年回头的时候不知道字幕，字幕替他知道了。可他们要的从来不是被写进字幕，是骡车外面那些脸能抬起来。我把进度条拖回去，又看了一遍他回头。这一次，我没有暂停。 --- 6. 匿名《雾里先走的人》 看完最后一集已经快两点了，我没有立刻关掉电视。屏幕暗下去之后，客厅里只剩饮水机很轻的嗡嗡声，指尖还是凉的。我脑子里一直停在那个雾蒙蒙的站台上，火车马上要开，陈独秀把两个儿子的行李一件件递上去，叮嘱的话没说完，车就动了。我原以为看这样的剧会热血沸腾，想喊点什么，可那一刻我心里只有一种堵——做父亲的明明最舍不得，却亲手把孩子送去更远、更冷的地方。 那个站台让我堵了很久，看到后半段，我才发现他们和我想的不一样。我以为觉醒是有人先想透了，举旗一呼，大家跟上。可剧里的人一直在吵：胡适和李大钊为了“问题与主义”争得面红耳赤，蔡元培为了保住学生几次请辞，连陈独秀和李大钊也会在深夜的小屋里，一边抽烟一边打断对方的话。雾这么大，谁都看不清，可谁也不肯回屋睡觉。这让我有点慌，原来他们手里，根本没有地图。 那看不清，为什么还要走？真正让我转过弯来的，是李大钊去长辛店的那几段。没有讲台，他就蹲在地上，和工人们一起啃窝头，手上沾着机油和黑灰，裤脚全是土。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，整天跑着借书、抄书，布鞋底都磨薄了，也没人向他保证未来一定能成。我忽然明白过来：不是想通了才去做，而是先把一只脚伸进雾里，走着走着，才踩出一点路来。所谓觉醒，不是顿悟，是笨拙的试探。 想着他们试探着踩路的样子，我有点坐不住了，因为想到了自己。我太习惯拿“没想好”当不动的理由了，方案不够完美，时机不够成熟，那就再等等。可他们哪一个是等好了的？陈独秀南下之前，和李大钊在寒风里告别，约定分头去筹备建党，谁也不知道能不能成，却把后背交给了对方。我看着他们被风吹起的单薄长衫，忽然很惭愧——我总想等一张地图，可他们连伞都没有，就先走进了雨里。 雨里的背影散了，电视关了，屋里彻底暗下来。我去窗边站了一会儿，楼下路灯还亮着，风把塑料袋吹得哗啦作响，明天一早还得挤地铁、回消息、开例会，没什么大事会轮到我。可是那个雾中的站台一直在我眼前晃，还有那些走进雾里的背影。我忍不住一直在想，如果换作是我，我肯不肯，先往前走一步呢？ --- 7. v41《铁屋里的人》 陈独秀站在码头，长衫被江风吹得贴在身上。延年和乔年已经转身走了，背影混进人群里，他始终没有挥手。那个镜头停了好几秒，我忽然想起第一集里他在日本留学时说的那句“中国需要先醒过来的人”——可此刻这个先醒的人，看上去那么单薄。 这是我看完《觉醒年代》后脑子里挥之不去的画面。它跟“南陈北李，相约建党”的热血不一样，跟李大钊在北大红楼振臂高呼也不一样。它是一记闷响，打在“觉醒”这个词的背面。我忍不住想：先醒的人，在那个年代到底过着什么样的日子？ 剧里有一段我反复看了三遍。鲁迅写完《狂人日记》最后一个字，把笔一扔，整个人仰面躺倒在散乱的稿纸上，眼睛里没有兴奋，是一种被抽空了的疲惫。钱玄同推门进来问“写完了？”他只“嗯”了一声，像刚从水底浮上来。那一刻我忽然明白，写《狂人日记》不是“创作”，是他终于承认自己也在铁屋子里——而且，他喊了。 这比我想象的“觉醒”要沉重得多。我读书时在课本上学过《狂人日记》，老师说它“揭露了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”。这句话背了十几年，直到看了这部剧里鲁迅躺在地上的样子，我才觉出另一层意思：那个“狂人”未必是别人，可能就是他伏在桌上写字的自己。觉醒的第一课，是承认自己一直在装睡。 陈独秀送儿子那场戏也是。他没有嘱咐“注意安全”或“别给中国人丢脸”，他只是看着。那种沉默里有一种更深的孤独——他不确定自己坚持的东西对不对，不确定两个孩子这一去还能不能回来，但他没有拦。先醒的人不是站在高处告诉别人怎么活，是把自己放到跟所有人一样的位置上，然后先走一步。这先走一步，就注定了要等、要熬、要看着后来的人慢慢跟上来。 我在深夜看完最后一集，没有哭，也没有想去搜什么“经典台词”。我只是想起自己有一次在课堂上跟学生讲鲁迅，有个孩子举手问：“老师，他为什么不能好好说话？”我当时答的是“那个时代不允许”。可现在我有点后悔，也许鲁迅不是不想好好说，是他知道，好好说的话，铁屋子里的人只会翻个身继续睡。 剧里没有直接拍出“觉醒”之后是什么。它拍到的是一个个具体的夜晚：李大钊写文章写到天亮，陈独秀在院子里踱步，鲁迅把毛笔搁在砚台边上。这些时刻跟“伟大”没什么关系，就是一个人醒着，旁边的人都在睡。我甚至觉得，那是一种很安静的痛苦。 所以我现在不太愿意用“觉醒”这个词去描述他们了。太亮，太响，好像天一下子就亮了。我更愿意想成：他们在铁屋子里摸到一扇门，推了一下，门没开。但他们把手一直放在门上。后来的人摸黑走过来，触到他们的手指，才知道这里有路。 那个送别的码头，江水一定很凉。陈独秀站了很久，久到工作人员催他离开。他转身的时候，镜头没有跟过去，留在空荡荡的码头上。那画面像一句没说出口的话。 --- 8. G6As《回头以前》 片尾过去很久，我还没关电脑。延年、乔年赴法前回头的笑脸，忽然接上了后来赴死的画面：染血的衣衫，沉重的脚镣。我伸手拿杯子，掌心一凉。难过之外，我竟还有一点羡慕：那么年轻，就认准了值得交出一生的事。我平常连一句有分歧的话，都要在对话框里删改半天，怕冒失，怕说错。看着他们，我以为自己只是缺一个足够确定的答案，有了它，往前走就不会那么难。 可这个“确定”，经不起把剧情往回想。后半段胡适与李大钊争论问题和主义，我起初嫌这些戏拖：路都指明了，为什么还要争？后来又觉得，胡适对空谈的警惕并不难理解，认定一种主义，具体的麻烦就会自行解决吗？我不想因为知道后来的历史，就把当时的疑问一笔勾掉。那场争论至少让我看见，路不是开场就画好的。我坐在结局这一头，却把自己的后见之明，算成了他们出发时就有的把握。 这份把握，在陈独秀散发《北京市民宣言》、随后被捕时，忽然让我心虚。我竟替他着急：何必亲自去，再准备周全些不行吗？可准备到什么程度，我才肯说可以了？只要仍有被捕的可能，我大概总能找到等下去的理由。我那些迟迟没发出的消息，有时也不是没想清楚，只是怕回复里的一句反问。删掉的几行还躺在备忘录里，等一个没有日期的“改天”，好像存着就算没有回避。这点顾虑当然不能与坐牢相比，但它让我认出，“还没准备好”有时是一句多么省事的话。 但看到河边的流民，我没法再只替行动的人计算风险。陈独秀、李大钊相约建党时，我忽然听出了“再等等”的另一层意思：我等一个稳妥的答案，有人却得拿日子来等。建党不能让眼前的人立刻吃饱，一个镜头也不能替所有争论作结。可如果必须保证成功才肯开始，这个保证又向谁去要？我原以为想明白了，人就能踏实；看到这里才觉得，有些明白反而让人坐不住：原先能绕开的脸，往后再也没法装作没看见了。 再想起那两张年轻的脸，我不太羡慕那种“确定”了。延年、乔年有他们相信的东西，却没有我们知道的结局。至于告别时他们怕不怕，我没法隔着屏幕替他们回答。拿这个结局去解释他们为什么肯走，实在省略了太多。我还做不到像他们那样，甚至不愿轻易说一句“我也会”。只是把进度条往回拖了一点，停在兄弟俩回头的时候，试着不替他们补上后面的历史。那一眼里，还没有我知道的那么多年。 --- 9. 匿名《那晚雪很大》 看完最后一集，我没有马上关电视。屏幕黑下去，映出我一个人盘腿坐着的样子，屋里只剩冰箱很低的嗡鸣，嗡得人心里发空。脑子里还留着那场雪——北京的长街上，陈独秀和李大钊裹着厚棉袍告别，雪扑簌簌地落，踩一脚咯吱一响，肩头很快就白了一片。他们没说什么大话，只约好一个南下，一个留守，各自去做那件一时看不到头的事。我原以为看完会很燃，会想站起来喊点什么，结果只是胸口堵着，鼻子有点发酸。 这种堵，一半是因为他们太不像“人物”了，你有没有觉得？前半段我看得直想笑，北大那间屋子天天吵架。陈独秀嗓门大，胡适慢条斯理，李大钊在中间打圆场，辜鸿铭拖着辫子摇头晃脑。为了《新青年》上一个词都能争到拍桌子，蔡元培在旁边看着，头疼又舍不得走。我看着看着就忘了这是一百年前，倒像是楼上那群研究生，为了一篇推送吵到半夜。这种亲近让我有点慌，因为我知道，他们后来要付的代价，远比拍桌子大得多。 果然，后半段调子一下沉了下去。五四那晚，学生举着旗从街上跑过去，传单撒得满天都是；陈独秀夜里一个人刻蜡纸印传单，没几天就被抓了进去。毛泽东那时才二十出头，在北大图书馆登记、搬书，冬天冷得直跺脚，夜里还绕着操场跑步，喘出一团团白气。还有延年和乔年，兄弟俩提着一只磨了边的旧藤箱去赶车，赴法勤工俭学，父亲没钱也没势，只能站在路口目送。我盯着那只箱子，心被扎了一下：这些事，没有一件是当时就能“成”的。 看到这里我坐不住了，忍不住问自己，他们图什么？按最划算的算法，李大钊是北大教授，陈独秀是名主编，毛泽东大可以回湖南当个安稳教员，延年乔年顶着父亲的名声，怎么都不至于吃苦。可他们偏选了最绕、最慢的那条路。尤其是李大钊在讲台上说“以青春之我，创建青春之国家”的时候，台下那些脸，又饿又亮。我想了很久才有点明白，我们现在习惯了事事要回响，发条消息都要等“已读”，努力一个月就想看到变化，可他们是把信写给十年、二十年后的人，根本没打算亲手拆。原来觉醒不是一下子想通了，而是想不通，也愿意摸黑再走一段。 所以我到现在还记得那场雪。两个人分头走进雪里，脚印很快就被盖住，好像谁都没来过，可我知道有人来过。夜深了，雪还在下，你说，如果是我，站在那个街口，我会转身回家，还是—— --- 以上9篇，一字未改。